“防疫面具”:百年前的中国肺疫防御神器

2020年2月14日

中国近代历史上,发生的疫情不在少数。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1894年,广州、香港大瘟疫,据称染疫死亡人数在3万以上。进入20世纪以来,1910年冬,东北曾爆发过一场举世震惊的鼠疫,时人称之“最可惧之瘟疫”,全名为肺炎性瘟疫,亦称肺瘟、肺疫,或肺炎疫。据考证,这场肺疫1910年9月起源于西伯利亚,一直延续到1911年4月底,除东北三省外,并延及直隶、山东,染此病身亡者约有6万人。

1917年11月,内蒙古一带又发生此种疫情,并由此迅速蔓延,遍及山西、陕西、直隶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六省,直至1918年3月方告结束,约计有1万人左右染疫丧生。在这场肺疫爆发后不久的1917年12月,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行的《环球》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,发表《山西肺炎疫之蔓延与防御法》一文(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旦莱原著,公众卫生博士、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俞凤宾译述),阐述了该肺疫的成因、症状、危害、预防办法等,并附录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预防肺炎疫警告”,计十条,其内容如下:

(一)病疫者对人咳呛即能传染。

(二)防疫者宜用布或面具,紧密遮覆于口鼻之上,面具可自卫生处得之。

(三)常人切勿与病疫者接触。

(四)倘见疫症,宜立即报告卫生处,必能得助力及指导。

(五)病疫者必须隔离。

(六)凡与病人接触者,在七日内勿宜与他人同居处。七日以后,若疫症不发,可无妨碍。

(七)病疫者先患头痛,继即发热、咳呛、吐血,不二日而死,无药可医。

(八)凡病疫而垂危者,其传播疫症之危险,较之疫尸为尤烈。

(九)如家中有疫症,健者即不宜与病者接触。倘侍疾者常戴面具,则可幸免于传疫之危。用过之面具须焚毁,或浸入沸水中,以消疫菌。

(十)疫之传染不关房屋,凡居民不宜迁徙,恐往返舟车中,反易传播疫气。凡对于旅客勿骤相交接,须俟七日后不见动静,方可视如常人。

翌年6月、7月,该文又全文刊载于《中华医学杂志》第四卷第二期及《东方杂志》第十五卷第七号,对于公众卫生知识的推广和防疫观念的增强产生了积极影响。附录中第二条、第九条中提及的“面具”,即今天我们俗称的口罩。

“避疫面具”的形式与用法

肺疫传染示意图

1918年6月,中华医学会把1910-1911年与1917-1918年这两次大疫的时间、范围、传播途径、死亡人数等方面作了对比。其中,地方官之防疫态度,前者“不踊跃,惟颇愿会同办理”,后者“不踊跃且频生阻力”;人民之防疫态度,前者“虽无智识,然颇服从”,后者“无智识且不受约束”。两次疫情时隔七年,“此七年之间,我民之卫生程度,殊无进境,实可忧也。”有鉴于此,以伍连德博士为会长的中华医学会大声疾呼,政府应积极进行防疫准备,并建议在各大城市设立传染病研究所,“作卫生行政之先导”。(《山西之肺炎疫》,《中华医学杂志》第四卷第二期,1918年6月出版)

伍连德

当时在华的美国籍医生、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副院长施列民,在《论肺疫与预防法》(载《时兆月报》第十二卷第五号,1918年5月出版)一文中慨叹:“肺疫实世界第一险症,传染极速,罹之者鲜有得免,视霍乱加剧,医学界至今初未查出何种药可疗斯病。”那么,该传染病的症状如何,又是怎样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呢?施列民记载:“患肺疫者,往往于初发病时,头痛身热,四肢酸软,有时恶心作呕,不久则其体热可升至一百零一或一百零二三度,呼吸困难,胸膛内作痛而发干咳,不移时病人随吐带血之痰,病势增剧,必不能存活至第三日。查此症之传染,要无非由病人之痰涕口涎中来。故患肺疫者每次咳嗽打嚏或言语,均有痰涕口涎之微星飞出,其中含有最毒之肺疫病菌。”

施列民著《延年益寿》1918年第一版扉页

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下,既然疫情猛于虎,传染迅速,人人自危,却又无药可救,只能尽量作预防工作。为此,施列民列出了九条具体而有效的预防举措:

(一)所有患肺疫者之病室,无病者不宜进入,即不得已而必需有事于病人,则当戴防疫面具。

(二)客栈、轮船、火车、电车、茶馆以及类此之公共处所,因有多人聚集,即系最危险之处,在肺疫流行时,若可设法避免,万勿轻入。

(三)即不幸而家中有患肺疫之人,则须另卧以一房,除看护病人者,他人可以勿入此室,然看护者与家中所有之老幼男女,日夜均宜戴防疫面具。

(四)家中若有患肺疫之人,则其家中人可以不必外出,只须在家各戴预防面具,反较出行为妥,因出行若往客栈、火车、轮船等处,其危险且更大,并恐万一己身带有肺疫病菌,因亦外传。

(五)当肺疫甚行时,切勿接待外来之客,因恐彼系已受肺疫之传染者。

(六)肺疫之病菌传入人身,须逾二日或五日始发现病状,故家中若有曾经接近患肺疫者之人,宜使之另居一屋,若逾五日此人不显如何朕兆,即知其身并未染肺疫病菌也。

(七)如肺疫在一处流行,则此处居民,即不可离家他往,该处有地方之责者,例应下令禁人外出,亦应下令禁人内入。

(八)传染肺疫之毒菌,俱由口鼻而入,故凡看护肺疫之人,及凡住于肺疫流行处之人,再凡势必经过肺疫处所之人,俱当戴防疫面具。若果所住之屋已有患肺疫者在内,尤当日夜用此面具,以防偶染。倘家中因无此病,而本城却有此病流行,则每逢入市时,俱宜戴此面具为妥。

(九)制防疫面具,乃取薄绵纱布一方(此布凡售西药之家均可购,即平常稀白布亦可用),长二尺半,宽一尺。再取绵絮一块(亦向西药房内购之,如无西药房,用洁净之绵亦可),长六寸,宽四寸,厚约一指。预备既定,即将绵置于布之正中,使绵之长宽与布之长宽适相合其步位,勿错乱其横竖。然后将布上下所余之三寸对折,俾将绵裹好,其宽正与绵等。布之两端,每一端剪作三条,约至八寸余长为止,居中有绵之处,不可剪破。将此防疫面具戴于面上,使绵密盖鼻口。戴法须以左上方与右下方及右上方与左下方之布交系于脑后,作斜十字形。再余中间之布两条,即由耳旁拉起系于头顶,如此即不至脱落。且尤须注意者,即该面具近里之一面,必须每次近面,不可翻转。盖恐一经翻转,则表面之布,若使已沾肺疫之病菌,则吸气时不免随而吸入,较不御面具之危险更烈。至该面具须制多副,以备日日更换。将所换下已用过者,放入沸水中煮洗后,仍可再用。诚能如此谨慎预防,则匪特在肺疫行盛时可以防免,亦将使之迅速消灭也。

已接触肺疫患者的居住隔离

举措中多次提到的“防疫面具”,即我们现在俗称的口罩。可见在重大传染疫情中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1918年1月31日,上海出版发行的《时报》上,载有记者螺隐报道的一则短讯,题为“防疫之新器——纸面具”,内容如下:“武汉已三月不雨,滕六君亦未税驾一次,现在疫疠业已发端。某医院为防疫起见,特制纸面具数万,并发通告云,开春瘟疫必定盛行,凡在街市行走者,可买一纸面具,戴于头上,亦可免传染也。”可见,一百多年前的武汉,连续三个月无雨雪降临,又开始出现传染性疾病,导致人心惶惶。这家医院制作的“纸面具”,即纸口罩,有望成为民众防御疫情的“利器”。不过,这种纸口罩,虽然成本足够低廉,恐怕无法真正做到有效防疫。

俞凤宾在《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》(发表于《中华医学杂志》第四卷第二期,1918年6月出版;又载《东方杂志》第十五卷第七号,1918年7月出版)一文中,开宗明义指出:“面具,一名口套,为肺炎疫流行地点所不可不备之物。”当1910年东北疫情爆发时,中外防疫专家齐集沈阳,群策群力,共同研究病状病菌及防御方法。当时,医学专家们制作了多种式样和尺寸大小不一的“避疫面具”。后经多次改良,终于制成了统一规格的口罩。俞凤宾在该文中不厌其烦,详细说明了这种口罩的制作方法:“将纱布一条,长三十六英寸、阔十二英寸,双折之,即成六寸阔、三十六寸长之布条矣。将棉花一方,厚可半寸,夹入布条之中段,乃以布条之两端剪开,每端剪成三小条,每小条长约十英寸,或较长亦不妨,即成避疫面具矣。惟所用棉花,其质宜松,不可坚实。盖坚实者妨碍呼吸也。”

俞凤宾

关于口罩的用法,他也作了具体阐释:“面具之用法至简,以其中段覆盖于口鼻之上,将小布条三条,分为上中下三条,绕过两耳之上,缚于枕骨之上部,中条提起,缚于头顶,下条绕过两耳之下,缚于枕骨之下。更有一法,即中下二条之位置,可以互易,互易时,将下条上升,缚于顶,中条自耳下绕后,系之成结,亦为妥法。倘逢鼻尖高耸之人,其鼻之两旁,宜塞棉花两小团,务求周密,勿留罅隙,以免疫菌乘间而来也。”

在文末,俞凤宾还附上中华医学会刊布的“肺炎疫预防简法”:

(一)凡疫症发生之地,即须断绝交通,居民不宜轻自出外,与有疫地点相接触。

(二)凡逢倒卧于路之人,切勿接近,宜报告警士。倘有人众团集之地,不可搀入,盖人丛中或有卧地之人在也。

(三)防疫者,宜预备面具。家中男女仆役,宜由主人供给。仆役进出较勤,面具尤宜注意。凡面具既与病疫者相接触,即宜焚毁,更换新者。

大疫无情,甚于水火;防疫之战,甚于硝烟。回顾历史上的重大疫情,古今同理,口罩作为“防疫面具”,也成了有效防御疫情的神器。著名报人严独鹤在1929年上海发生脑脊髓膜炎时所作《最时髦的春装——一个黑口罩》(载1929年4月13日《新闻报》)一文中,曾说:“戴口罩是为卫生起见,以生命和雅观两件事比较起来,到底哪一件事更来得重要呢?”诚哉斯言。

来源:澎湃新闻

编辑:网络编辑